第12章 ? 第11章 进城农民工众生相6

j    民工生存环境之恶劣，令人忧心

        想一想，城市下岗工人都找不到工作，找不到饭吃，而这些农民却抛荒弃田、举家流亡城市在那样一片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立足，要挣钱养家糊口，其艰难可想而知，他们确实是在同命运赌博。但为什么他们宁愿冒着艰险在城市“虎口夺食”找饭吃，也不愿意留在黄土地上“土里刨食”找饭吃？因为那辛酸的土地上已根本养不活他们，辛辛苦苦泥里水里干一年，交完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什么都没有了，土地上长出的收入尚不够交土地上的税费，只有靠外面打工挣下的钱来倒贴这些税费。据老辈人说，过去在地主门下当佃户，交罢了租子，尚可落得五成或四成，如今种政府的责任田，连两成甚至一成都落不了。你说，他们还能在黄土地上生存下去吗？还能不纷纷逃出黄土地吗？他们进城虽艰险，或许有一线生路，倘若转回乡村，则是死路一条。

        但有的农民依旧很惨，一年挣不到一个工钱的也是常有的事。有的建筑工人打一年工，不是被黑心的老板剋扣，就是工头卷钱逃人，白白流一年血汗。有的摆地摊的农民，在城市不断被赶，不断地流离失所，白白地被耗尽在东奔西颠，辛苦劳顿的挣扎之中。有的农民根本找不到事做，有限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没有他们干的份，因为先到的农民已抢先占领了位子，有的地方政府干脆规定许多行业不让农民工进入，实行对农民的职业“封锁”。为此，《中国青年报》2001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发出呼吁：“难道城市就容不下一个擦鞋匠吗？”文章说，为什么“大盖帽”在当今社会的形像如此之恶劣，与城市规章及执法活动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不能说毫无干系。针对潮水般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者，针对通过各种途径自谋生路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管理当局要想拒绝他们根本就不现实，唯有容纳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他们才有可能接受城市文明，并为文明所“改造”，当前最紧迫的是，首先得从政策环节上给他们留一条生路。

        最近，新华社记者也就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对民工群体这一社会边缘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请看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内参稿——警惕民工成为“火药桶”

        ——辽宁省城市“民工部落”生存状态探访录

        <沈阳讯>    最近，记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深入辽宁省城市的“民工部落”，在与民工交流时记者发现，许多民工因受不公待遇对一些政府部门和城市市民心怀不满，对利益受损事件心理承受力接近“崩溃”的临界点。

        直面民工现实生活：令人震惊

        在沈阳市于洪区杨士乡一个民工聚居的“民工村”，一位房东老太太向佯称租房的记者热情介绍了一间靠西山小屋，房子里黑乎乎的，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除了一个火炕外，没有多大活动的地方。看到记者对每月80元的房价有些犹豫，房东赶忙说：“很多民工住的还赶不上这儿哪。民工过几天越来越多，想租还租不着呢。”据当地人介绍，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来民工住在这些低矮、阴冷的出租屋内。与租住这样房子的民工相比，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们生活质量更让常人无法想像。

        在沈阳市惠工街附近一座在建大厦内，160多名四川省仁寿县民工正围在炭火旁烤火。住在四面透风的在建楼里，盖着“垃圾棉被”，每天只能吃上两顿水煮大白菜就米饭，就是这群人生活的写照。他们操着浓重四川口音倾吐苦水：“去年3月份出来打工，到现在没开一次工资。平时包工头只给一点零花钱，大楼停工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民工们告诉记者，白天冷得受不了，他们就到附近一家大型超市闲逛取暖；长时间没吃到肉了，他们只能在卖烧鸡的柜台前闻味解馋。

        在沈阳市于洪区宁官的一处民工房里，记者了解到由于没有钱，民工们白天跑到附近的工地上寻找钢筋头，卖个块儿八毛的，买点大米熬粥喝，去附近的菜地里找白菜叶子和萝卜缨子，清水煮一煮顺应潮流是一顿美餐了。工地上有一个5个月大的女婴，孩子的母亲沈文英愁眉苦脸地向记者诉苦：“丈夫在这里打工，我就跟来了，没成想一家三口现在都困住了。丈夫一天只吃一顿饭，我吃两顿，可都是稀粥啊。奶水不够，我只能给小丫头喂点粥。”

        走进民工内心世界：令人忧虑

        “每天我们在工地拼命干活，但下工后，在街上、公共汽车上，却要遭受白眼，嫌我们脏，说我们土。”在沈阳辛苦了一年的湖北农民陈军攒了一肚子怨气：“我们凭劳动挣钱，也为了城市创造财富，为什么不能被平等对待呢？”记者在采访中结识的民工都有和陈军一样的困惑。他们习惯于市民的疏远、城市管理者冷淡，身上弥漫着一股麻木情绪。

        沈阳市劳动局副局长宋乃义介绍，目前按最保守的估计，沈阳市民工人数突破40万。民工将成为城市管理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据介绍，在沈阳干建筑活的民工平均月收入800多元，一年下来仅攒下5000多元，养活在农村生活的家人。而辛苦的民工连得到这点微薄收入也成了“难事”，因为沈阳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件逐年增多。来自湖北省孝昌县的农民黄桂平告诉记者：“北方的建筑工程每年年底基本上就不干了，但是由于欠钱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在城市多呆上三四个月，整天找债主要钱。时间一长，大伙吃住无着落，这不是逼着我们在城市闹事嘛。”

        一些从事建筑业的民工向记者反映，因为现在人们都知道农民种地不挣钱，知道我们在城市尽管挣钱少，但也比在家种地强，所以总有人算计我们。我们只是在城市里“讨饭吃”，“讨饭”还能嫌馊？还敢挑肥拣瘦？

        重庆市丰都县农民秦光军多年来领着20多个农村亲戚干建筑活儿。见过“大世面”的他向记者说出了心里话：“总有人说民工在城市挣钱，回家盖了楼房过好日子，但那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在农村没法维持生活才出来打工的。都说农民和城市人比有土地可以保命，但我们拿不到工钱，不仅自己在城市里没法活，而且本来保命的地也没钱投入种不起了。不像城里人失业了，政府还能出钱养活，我们不挣钱，一家老小可怎么活？”

        记者在采访里发现，民工们为了讨回工资往往是盲目地四处上访、告状，但由于他们不了解政府职能分工，在一些政府部门饱受冷遇和推诿，使他们对政府部门失去信心。一些民工甚至认为政府机关是帮着城里人欺负民工，产生恐惧和排斥心理。一些民工在求助无望的时候被迫采取极端行动，要么是违法乱纪来报复社会，要么是以死相逼讨要公道。

        另据调查，民工大规模涌入城市已有10多年的历史，不少民工渐渐摆脱了当初因陌生和恐惧产生的逆来顺受的绵羊性格，产生由极度自卑心理演化出的暴力反抗倾向，不相信法律和政府，形成一种以暴制暴的处世哲学。一些民工告诉记者，他们现在除了怕戴大盖帽的外，谁都不怕，经常是个别民工受欺负会有一大帮民工相助，有时候连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也不敢招惹他们。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张天维研究员对目前城市“民工部落”存在的问题表示了忧虑：“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已是必然。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但市场经济更要关心弱者。各社会阶层贫富差距过大，弱热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就可能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农民工问题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小范围暴露到大面积爆发，经过10多年的积累已经进入影响社会稳定的‘临界点’状态。作为城市一个特殊群体，民工部落游离于城市管理体系之外，是一个极易点燃的火药桶。”

        笔者通过接触众多的进城打工的农民，深深知道他们离乡出走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农民不爱土地，不恋故土。记得刚刚责任制分田的时候，少分了半亩地他们还不干，和村里干部据理力争。有农户卷起铺盖到自己刚分的责任田里睡一觉，闻着泥土芳香的气息，他们的心里是多么惬意和踏实啊！如今，他们被政府层层加码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过去视为生命的土地而今却成了沉重的包袱，他们为了甩掉包袱而负气出走。

        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时，痛心地说：“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抛荒弃田面积达35000亩……负担如泰山，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在350元左右。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望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党委书记，但对于农村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他又奈何呢？他只有辞职不干。最后他警醒地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李昌平辞职后，《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他时，他又一次呼吁：“要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后来，这种提法又再一次被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中国改革》2001年第10期专门撰文《给农民国民待遇》中慎重提出。

        且不谈“国民待遇”，只消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他们就能安居乐业了。仔细想想这社会对农民的待遇的确太不公平了，城市居民下岗还有基本生活保障金，他们没饭吃，政府就要管，他们不向政府交纳任何费用（农民却要交人头费），而且这些居民成天在大街上打牌，对社会没一点贡献，政府不管他们就闹事。而农民却要无偿为政府提供低价粮，为集体出劳动义务工。城市子弟当兵服役，退伍政府要给他们安排工作（还必须是国营单位），农民子弟服役回乡，依旧当农民（除极少数转干外）。政府不仅不给农民提供半点福利性待遇，却要更大程度地承担正规税费以外的各种盘剥和搜刮，用过去的一句话“搜刮民膏民脂”也并不过份。笔者曾看过一幅讽刺漫画《榨取》印像很深，画的是两个干部在拧一个本已干瘦没有油水的农民，已拧得像个麻花，滴出了最后一滴油，可还在拧。是的，农民本来就是贫困的阶层，却要无端地遭受这么多的欺压和盘剥，实是到了残酷地、野蛮地剥夺程度，到了叫农民无法忍受的地步。还有一幅漫画叫《现代管理学》，画的是一圈大沿帽的“官”围住一个戴草帽的“民”。是的，农民老实，谁都可以伸手向他们索要和榨取。这一切，皆因农民的软弱和善良。

        政府不知道老百姓苦么？知道。可中国9亿农民，照顾得过来么？少了农民上交的各种款项，基层政府这部机器就运转不动了。少了农民的供养，基层政府的一批官员都得喝西北风。可见，中国农民的确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回报太少，中国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他们忍辱负重、忍声吞气，在遭到地方官层层盘剥时，在土地上不堪重负的时候，只有逃离家乡，逃离黄土地。请听一听他们用呼声编成的民谣：“干一年，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白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只有背井离乡出走，“一做小商贩，二进乡村办，三上建筑队，地里的活儿没人干。”

        然而，城市也并非他们理想的乐园。在城里务工生活依旧艰难，有时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但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呢？他们又不能上天又不能入地！他们只有钻空子，找点子，五花八门地谋职业，只有能干的活他们就干，哪怕再脏，哪怕再累，哪怕再下贱，他们都不计较，他们有的是力气，他们的人生观点是“吃了亏长年在”，“受了骗，只当被狗咬了一口。”因此，城里的那些“三教九流”皆是农民所为，修伞、擦皮鞋、小货郎担、葫芦糖、挑伕扁担、女人给人缝衣、当女佣、当奶娘、提着篓子卖皮蛋鸭蛋……她们都是逃离黄土地后的农民群体。有些年轻的姑娘嫂子，白天卖鸡蛋鸭蛋，晚上卖身子，20块钱也干，出卖身体的同时，也出卖着人格。

        尽管农民包揽了城里人是肯坐等也不愿干的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尽管农民在城市里最胆小怕事最唯唯诺诺，尽管一个农民在街上只占两脚之地，住一床而已，但城市依旧把他们与城市的下岗、肮脏、犯罪、拥挤联系在一起，必须欲赶走而后快。

        想让农民离开城市当然不仅是这种心理，而且配有一整套招法。最客气的一招是“吓”，除了“大盖帽”，很多市民也常用这一招，他们看到满身脏兮兮的农民一般蔑视而远之，掩鼻而去，避不了也躲不开时，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便常常声色俱厉大声指责，或指桑骂槐或辛辣嘲讽，让那些一身汗味土味的农民不知所措。最“没治”的一招就是“宰”，当然这种“宰”是看不见血的，而是慢慢地割你的肉，经“检疫合格”者，获得“三证”“四证”后，而割下来的肥肉就是数以百计的办证费。当然，无论情愿被“宰”的农民在城市挨“宰”多少年，他们的证件永远是个“暂”字。一个中国公民到异国留居多年，有可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和相应的福利待遇。但在中国境内，同一宪法辖区，数以千万计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在一个城市“挨宰”五十年都可能没有“国民待遇”，社会保障还是老家的几分地，在城市里除了交租、交税和服从当地一切部门的一切管理之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更没有工作调动，户口迁移，解决两地分居之类权益。最“高效”的一招就是“撵”，当城市想清静时，就把“撵”字用上，用得坚决，用得有力。以至于民工们走在祖国宽阔的大街上，必须小心带好所有证件，否则一旦被查出少一证，就会立即被撵走，毫无商量。

        也的确有一些都市里的“黑市人口”，他们为了逃避农村的税费和计划生育，将农村的户口假借迁移之名注销，实际上在哪儿也没有落户，而是将户口本揣在口袋里，在各大城市飘荡。就如那养猪夫妇，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生活飘泊不定，每每“三无人员”清查就东躲西藏，当地政府不可能给他们出具证明，他们也没有了家乡，遣送，返回，再遣送，再返回，这些都市里的“黑市人口”，自己活得累，有关部门也难以管理。

        在都市打工群体中，大部分农民工是好的，凭辛苦和勤劳挣钱，也有个别游手好闲的奸邪之徒，行苟且之事，进行偷盗和抢劫，影响了城里的治安，也败坏了农民工的群体形像。还有的在租居的房屋里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有媒体曝光的美容美发厅、按摩屋等色情场所的小姐大多是乡下妹子。还有的在租住屋里制造假烟假酒，不少文章已披露过，本文不在重复描述。出租屋里还窝藏着宠大的超生游击队，乡里管不了，城里无人管，三胎四胎照生不误。但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社会的病态。所以，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他们的综合管理，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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